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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释内亚史》:了解内亚史全貌的扛鼎之作

2018-01-01 00:00   ⁄   联系我们   ⁄  

近百年来内亚史发展历程的观察结论

我们不能忽视,像伯希和、斯坦因这一代主要生活在20世纪前期的学者,他们的学术工作往往与殖民时代的历史大环境息息相关。换言之,政治对学术的宰制在那个时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隶属于广义“东方学”范围下的内亚历史与考古研究显然无法幸免。当今天的读者在面对伯希和的考证巨著《马可·波罗注释》和斯坦因以高度敬业的工作精神先后完成的多卷本大型考古报告时,再将眼下西方学者的相似主题的学术著述置于旁边作为对照,一种今不如昔的怀旧情绪或会油然而生,甚至还可能对那个能够诞生出大师级学者的殖民时代充满好感,并为这一大时代在“二战”以后的终结感到惋惜。

《重释内亚史》:了解内亚史全貌的扛鼎之作

斯坦因(右)在莫高窟与王道士(中)、蒋孝琬(左)合影。斯坦因就是从王道士手中获得敦煌文物的那个人

对此我们本应清醒地看到,尽管那个时代确实产生过以后再也无法复制的学术巨匠,但是并不值得人们为之憧憬留恋,尤其是对于中国这个在欧美“东方学”扩张过程中损失珍贵文化遗产近乎最多的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殖民时代遗留的惨痛后果,当以张承志在《从象牙塔到吐鲁番》中概括得最为深刻而形象,“对中亚的主人来说,不利是连环式的,对过去的抗议尚未喊出声来,又必须正视过去中产生的学问。不能因为殖民时代培育扶植过一批标志性的东方学名宿,就忘掉它对我们民族带来的无以弥补的莫大创伤,反倒对之产生认同心理。

殖民时代下不可避免的崇尚功利实用的风气以及强调为殖民政治服务的学术导向常常直接左右了学者研究的方向和深度。斯坦因恰是凭借着他和英印殖民政府的良好关系,才能通过官方渠道源源不断地得到人员保障、技术支持和经费资助。当然反过来说,他也必须投桃报李,尽可能地以学术考察为掩护,在新疆一带进行具有军事情报刺探性质的测绘工作。因此,斯坦因的整个人生兼具正反两面性,一方面其留下的辉煌学术遗产使其无可争辩地成为20世纪中亚考古领域中贡献最大的一位学者,另一方面他还忠实地扮演着在英俄(包括后来的苏联)为争夺瓜分中亚殖民利益而竞相疯狂下注的“大赌局”中,替大英帝国鞠躬尽瘁,甘效犬马之劳的“马前卒”角色。

相比之下,正由于法国受国力所限不愿在殖民事务上更多地介入中亚,故缺乏奥援的伯希和与殖民体制的瓜葛,相较斯坦因来说,至少在表面上没有那么显著。伯希和仅仅得到了一次实地调研发掘的机会,以后法国官方和私人便不愿再对此类活动追加投资或者继续赞助了,甚至有关伯希和此次考察的学术报告也是从20世纪60年代时,才因各种条件的具备齐全而陆续得到整理出版。其间,不甘被边缘化的伯希和还曾在“一战”结束之后以“蒙古通”的身份卷入协约国在远东策划的针对布尔什维克的政治阴谋中,为此告别学术的时间足有三年之久,可惜后来还是一无所获,铩羽而归。直到“二战”末期欧洲战场结束前夕,伯希和仍在为法国保留在印支的殖民利益奔走呼吁。对他这种终身沉浸在法兰西殖民扩张的虚幻美梦里,心甘情愿地为列强利益献身的殖民体制的卫道士来说,在1945年即早早离世未尝不是一种幸运或解脱。总之,从学术成就上看,伯希和固然是一个近于完美的知识理想主义者,但其作为殖民时代的产儿,终究和它有着割舍不断的血脉关系。

《重释内亚史》:了解内亚史全貌的扛鼎之作

斯坦因

令人遗憾的是,殖民时代虽然在“二战”以后寿终正寝,但是忌惮敌视新生事物的西方国家很快又制造发动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冷战”。冷战的长期延续致使相关学者难以接近或前往社会主义国家领土中的内陆亚洲地区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考察,也无法指望和那里的专业同行建立起稳定而有效的学术交流机制。冷战的结束距今已经20多年了,而在这最近的20年间,西方内亚史研究经历的最大变化应该是悄然完成了学者的代际轮换。一大批在伯希和去世前后的20世纪中叶步入学界的学人纷纷谢世。如何超越学者个案以系统总结这一代人的学术成就,并梳理揭示他们与伯希和等上代学者在学问上的各种异同,目前的时机尚不能说十分成熟。

《重释内亚史》:了解内亚史全貌的扛鼎之作

那么我们还可以对今后的西方内亚史研究做哪些概观式的展望呢?

首先,从外文成果发表的语种上看,英文所占的比例已经越来越高,尤其体现在期刊论文中,以至德、法等国的传统东方学刊物上也开始大量刊载英语论文。这反映出在全球化的趋势下,英文在相关学术界内的地位日益凸显,同时也暗示了欧陆国家的传统东方学传统也在逐渐经历“美国化”的蜕变。不过,对于有志于终身从事内亚史研究的学者而言,德、俄、法等小语种仍然有其难以替代之处,尤其是这些国家的学者在拟推出其篇幅较长的专著时,往往还是更倾向于选择采用自己得心应手的母语来写作。

其次,在研究路数和学风方面,考据性质的成果所占的比例逐步下降,而综合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论著则越来越多。上述趋势以后仍会加速延续下去,同时还会带动厚今薄古,重视近代乃至转入当下的强调实用的学术风气,这对中国学者来说,或也存在有利的一面,即我们可以借此缩短在考据上和前两代西方学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从而改变以前那种仅仅是面受聆训的学生地位。实现后来居上的前提则是我们在考据方法上能够把中国传统史学的优长和西方比较语言学的精华有机完美地整合为一体。此外,我们在吃透各种考据治史方法的同时,也不能漠视对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了解和学习。

再次,随着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前突出困扰学界的图书馆因经费限制购置外文专业图书数量不足的老大难问题,如今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缓解。可惜即使像国家图书馆这样的大型藏书机构,依然存在书多刊少的短项,即每年订阅的东方学专业期刊的种类尚十分有限,无以满足专业读者的查阅需求。而时下最感急需的莫过于编撰一部内容相对完整的内亚研究书目指南,以尽可能地全面收录西方各主要国家在“二战”以后出版的相关专著(含各种形式的论文集)信息,如此甚便专业人士特别是那些正在撰写学位论文的年轻研究生参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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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对外学术交流过程中,国内的相应机构和部门也应严格依照法律,注重对国家权益的自觉维护,切忌不可让前述张承志控诉的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堪为教训的是,20世纪末瑞士人鲍默(Ch.Baumer)利用中国对外开放之机,居然在当地向导的指引下潜入新疆沙漠腹地的古代遗址,私自进行发掘并采集文物,还险些带走其非法获得的相关物品。可是后来我们的学者在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书评介绍鲍默的考古活动时,就对此类严重侵害国家主权的行为只语未提,更未进行任何道义上的谴责。

以笔者私见,学者的远离政治、潜心治学并不等于他要自动放弃其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何况此事关乎国家主权。事实上早有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国内的许多新发现,往往是先对国外同行开放,慷慨准许其使用材料,却对本国同行设置了种种限制和障碍,如此不平等的待遇差别业已在很大程度上妨害了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看来当初社科院考古所的老所长夏鼐在考古开放与合作等问题上的老成持重立场,恰恰有其先见之明,绝不能轻易贬之为封闭保守,对抗时代潮流。至于萨义德对东方学政治性的揭露批判,就更值得中国学界在“自我东方化”思潮尘嚣直上的当下反复吟味,认真思量。时下国内知识界对之进行的最为犀利深刻的批评当数张承志《世界与我们的学术》,张氏唯其独有的身为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生与伯希和再传弟子的罕见双重教育经历使得他对殖民主义及其遗产的省思展现出他人难以企及的知识深度和思想高度。(文/钟焓 本文来源:品评内亚史研究大家)

《重释内亚史》:了解内亚史全貌的扛鼎之作

重释内亚史:以研究方法论的检视为中心

钟焓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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